據《經濟學人》觀察，除了高傳染力Omicron變異株出現，引發全球金融市場拋售潮外；即便證明Omicron仍在可控範圍內，但在美國貨幣緊縮政策與中國大陸經濟增長放緩這兩大壓力下，2022年的全球經濟依然艱難。基本上，美、中兩大經濟體即占全球40%的GDP，而兩大巨頭若又遭遇經濟衰退，則對其它國家影響非同小可。

以美國來說，第一、美國的貨幣緊縮政策通常與全球風險承受度下降有關。當聯準會實施貨幣緊縮，就會導致流向新興市場的資本減少；第二、美國貨幣政策往往會掩蓋國內家庭支出的擴張；第三、由於美元在貿易計價中的作用，美元走強會減少全球貿易量的帳面數字；第四、2010年的貨幣緊縮政策持續了2年半。這次，聯準會宣布從11月開始貨幣緊縮計劃，在未來的12個月內，將陸續升息兩次，勢必也會造成全球經濟的衰退。

相較於美國，以中國大陸來看，第一、中國大陸對世界的影響則更為直接。中國大陸是世界上最大的鋁、煤、棉和大豆等商品的消費國，也是從製造設備到葡萄酒等多元商品的主要進口國。當中國大陸步履蹣跚時，世界各地的出口商也會感到相當吃力；第二就中國大陸而言，這次硬著陸的可能性大幅提升。過去10年，中國大陸政府通過放寬信貸的方式應對經濟成長放緩，並持續膨脹房地產泡沫。但現在看來，這樣的方式已經無法應對這次的衰退。

《經濟學人》評估，美國的貨幣緊縮政策對世界各地無論已開發或發展中國家都帶來壓力。各國的經常性赤字、債務（尤其是國外短期債務）、通貨膨脹和外匯儲備不足，都因為聯準會的貨幣緊縮政策造成更多麻煩。根據《經濟學人》所謂的「脆弱性指數」來看，位居榜首的阿根廷面臨50%的通貨膨脹率，幾乎處在經濟危機的邊緣；另外，有問題的是土耳其。土耳其政府面臨物價飆升仍持續維持低利率，使得里拉受到重創，對美元貶值近 40%。

《經濟學人》這份「脆弱性指數」的調查顯示，對中出口最大國如新加坡和南韓，儘管因為中國大陸國內需求放緩因此遭受衝擊，但只要美國人民繼續購物，這些國家的出口應該都不會受到太大影響；相反的，中國大陸經濟成長放緩，影響較大的是對中出口資源的澳洲和出口設備的德國。若把對美與對中脆弱指數同時對照，有些國家如巴西和智利可能同時會受到美中兩國衰退的打擊。

以巴西為例，雖然有高債務水平和通膨飆升兩大問題，但高價商品持續出口仍使投資者對巴西經濟保持一定信心。但是疲軟的中國大陸經濟可能使巴西出口商品需求下滑，這將使巴西的通膨和債務無法得到平衡；而美國的貨幣緊縮政策更會加劇中國大陸經濟的放緩，讓巴西的經濟情況更趨惡化。

另外，談到經濟復甦的議題，不得不關心的便是通貨膨脹對美國及日本的影響。 近期，美國的通膨已達到近30年最高點；今年10月，美國消費指數相比去年上漲6.2%，也是30年新高，這也讓美國的經濟復甦道路蒙上一層隱憂。除了通膨現象是暫時或持續性的爭論尚未塵埃落定外，­《經濟學人》指出，導致美日乃至全球通膨的主因，還是疫情後全球經濟的復甦。

根據諾貝爾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的看法，若美國國內的通膨並非政策造成，而是疫情後復甦的全球性現象，那要用政策控制通膨，無疑成效會相當有限。但通膨究竟是全球性現象，還是美國國內政策導致，目前仍然莫衷一是。雖然多數富裕國家，從英國到澳洲，都面臨類似的價格壓力與供應鏈混亂，導致商品稀缺與通膨。但這些都不足以說明，為何現在美國的通膨比其它已開發國家高出許多。

事實上，比較今日和24個月前的價格，扣除疫情波動造成的數據失真，我們可以看到，美國消費者物價上漲約8%，是歐元區的兩倍。這說明，美國的通膨至少一部分是疫情期間的經濟紓困政策所造成。根據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的數據顯示，2020至2021年間，美國財政赤字佔GDP的14%左右，是G7國家中最高的。承認美國通膨的原因部分源於政府的刺激措施，並不代表這個政策是糟糕的。事實上，紓困實質促進了經濟反彈和失業率下降，不僅刺激了消費，也讓平均工資以多年來最快的速度增長。

雖然人們擔心，高工資會導致高通膨；但事實上，美國平均工資螺旋上升的可能性很小，紓困縮減將減緩通膨與工資的螺旋上升現象，而且，若聯準會(FED)採取貨幣緊縮政策，解除疫情高峰期的貨幣寬鬆影響，各銀行升息實屬必然，則通膨與高工資的熱度自然會暫緩。雖然美國總統拜登在11月初即表示，處理塞港問題、重整供應鏈或許可以紓緩通膨現象。而且，造成10月通膨的的天然氣價格上漲問題也在緩解。但《經濟學人》認為，通膨並不在拜登政府的控制下，一旦未來聯準會被迫升息，經濟成長周期就此結束，經濟狀況將會比現在更令人失望。

在美國面臨近三十年最高通膨的同時，日本相較全球先進國家，卻持續面臨停滯性通膨的問題。儘管日本政府長期致力於提升通貨膨脹率，但日本國內物價始終紋風不動。今年9月相較去年同期整體僅上漲0.2%。若不包括新鮮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情況下，日本國內通膨實際上是下降了 0.8%；相較其它先進國家，美國今年10月各項核心指標通膨上升 4.6%、英國上升 3.4%、德國則上升了2.9%。

然而，日本的通膨雖然有限，但仍受全球趨勢影響。日本10月的生產者物價指數（PPI）比去年同期上漲7.9%，為1980 年以來的最大單次漲幅。以日元計算的進口成本上漲 38%，與去年同月相比，石油產品和木材價格分別上漲45%和57%。但在政府平抑物價的政策下，包含通訊費下降等因素，拉低了整體消費者物價指數，讓通信支出占比下降28%。事實上，日本長期以來的停滯性通膨現象，主要來自於日本國內公司「不願意將進口價格上漲的成本上揚轉嫁給消費者」。像是在上週，醬油生產商龜甲萬宣布調漲商品價格 4%到10%，類似事件在美國幾乎不會被注意；但在日本，這卻成為全國性新聞。

事實上，日本政府週期性的貨幣緊縮政策，造成日本消費復甦乏力已經不是新聞。日本央行過去慣用零利率和大量持有債券等政策抑制經濟泡沫，但這些政策工具對其它已開發國家來說，是過去金融危機利率觸底時在使用的。日本沒有像其它發達經濟體有明顯的通膨壓力，這種作法使日本的通膨率一直未能達到日本央行訂定的2% 目標。甚至在疫情爆發前，日本央行的貨幣緊縮政策，就讓其債券與股票的持有比占日本 GDP的103%，而疫情後購買的債券和股票持續增加，更將這一比例推高至134%；相較於同期美國聯準會的購買額，也僅從GDP的19%上升到36%。                   

雖然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誓言要推動一項為貧困家庭和18歲以下兒童提供現金補助的財政刺激計劃，但根據巴克萊銀行分析師的評估，該計畫的支出即使將占日本GDP的3.7%，但這些錢必須真的成為消費者的支出而非儲蓄，那這些補助才有可能推高通貨膨脹。但就目前而言，看來效果仍是相當有限。

【資料來源：國際經貿服務網】